唐代黄金文化的历史背景与发展脉络
1.1 黄金从哪里来?唐代人的“财富密码”
我第一次在陕历博的展柜前看见那枚唐代金兽时,手指几乎要贴上玻璃——它蜷着身子像只小豹子,身上錾刻的云纹却在灯光下泛着细碎的光,明明是冷硬的金属,却像揣着一肚子滚烫的故事。后来才知道,这只“金兽”其实是开元年间的镇库器,而它的“黄金血液”,早就随着丝绸之路的驼铃,在大唐的土地上流淌了近三百年。
唐代人对黄金的迷恋,得先从它的“来路”说起。在我看来,那是一个“天南海北都来凑”的时代。国内的黄金矿脉藏在蜀地的崇山峻岭里,史料里说“剑南诸州多金”,杜甫写“蜀道之难”时,恐怕也没料到脚下埋着这么多宝藏。云南的“金齿蛮”部落,还有更西边的西域城邦,比如波斯、粟特的商队,会把沙漠里淘来的金沙、印度半岛的金锭,顺着丝绸之路源源不断运到长安。我翻《通典》时看到一句,“贞观中,西突厥献金精,状如紫石英,可销而为金”,原来连黄金的“原料形态”都带着异域风情。
但光有来源还不够,黄金怎么在大唐社会里活起来?你看敦煌文书里,商队用“金箔百张”换一匹丝绸,长安西市的胡商铺子前,金锭“堆得像小山”。这说明唐代形成了一套灵活的“黄金生态”:官方用黄金赏赐功臣、铸造佛像(比如武则天时期的“大云寺金铜佛”),民间则把黄金当“硬通货”藏起来——我在法门寺地宫的考古报告里见过,工匠把金箔裹在佛经上,说是“以金护经,千年不坏”。连杨贵妃的姐姐虢国夫人,出门都要“头戴金步摇,腕戴金镯子”,这些金器既是身份的象征,也是流通的财富。
有意思的是,唐代人对黄金的使用,不像后世那么“规矩”。官方虽然规定“金禁”,禁止民间私铸金器,但安史之乱后,藩镇割据,连皇帝都得靠“括金”来筹军费。这时候黄金的流通反而更活泛了:小到长安城酒肆的“金箔酒筹”,大到藩镇节度使的“金印”,它像水一样渗进了社会的每个角落。你看《唐国史补》里写“长安富民王元宝,腰缠十万贯,散财结客”,这“十万贯”里,金锭恐怕占了大半。
1.2 为什么唐朝人这么爱金?——从社会需求到文化基因
去年深秋,我在西安博物院看了一场特展,主题是“大唐金银器与西域风”。最让我心动的是一件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——马嘴里衔着酒杯,鬃毛上的卷草纹还沾着西域风沙的影子。突然就懂了,唐代黄金文化的“土壤”,从来都不是单一的。
你想想,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,大唐是个什么样子?人口从不足三百万户涨到九百多万户,长安城像个巨大的“财富磁场”,西域胡商、波斯使者、日本遣唐使挤满了朱雀大街。当这么多人带着不同的文明聚在一起,黄金就成了“通用语言”。宫廷贵族用黄金宴饮,官员用黄金印信,连寺庙都要镀上金箔——法门寺地宫出土的“五重宝函”,最外层就是纯金打造的,那层金灿灿的光泽,哪是金属,分明是宗教信仰的“金光”。
但黄金能在唐代扎下根,更重要的是“人”的需求。从武则天“改唐为周”时,为了证明自己“天命所归”,下令铸造“天枢”(一个高百尺的鎏金铜柱),上面刻满功臣像和万国文字,这是权力对黄金的“挪用”;到杨贵妃的“金钗十二行”,贵族女子用金簪、金梳篦打扮,把日子过成诗——“云鬓花颜金步摇”,温庭筠写的哪是金饰,是把整个盛唐的精致都戴在了头上。
最妙的是,黄金还成了“文化混血儿”。我在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唐代金器里,总能看见波斯萨珊王朝的“联珠纹”、印度的“忍冬纹”,甚至希腊罗马的“卷草纹”,被工匠们揉碎了,再用大唐的錾刻、花丝工艺重新拼起来。就像我们现在戴的金首饰会有“祥云纹”,唐代工匠却把“胡旋舞”的姿态刻在金盘上,把“葡萄藤”缠在金壶的把手上。这种开放包容,让黄金文化有了“呼吸感”——它既是帝国的“面子”,也是百姓的“里子”。
现在回头看,唐代人爱金,爱得一点不“俗”。他们用黄金记录丝绸之路的商路,用黄金供奉信仰,用黄金美化生活,甚至用黄金寄托情感。你看永泰公主墓壁画里,侍女捧着的金盆,那里面盛的哪是水,是一个时代对“富贵”的全部想象啊。
1.3 从贞观到晚唐:黄金文化的“生命周期”
前几年我在西安逛西市遗址,偶然挖到一块碎金箔,上面还留着“开元通宝”的模子。摩挲着那层薄薄的金箔,突然就觉得,唐代黄金文化的脉络,像这金箔一样,有起有落,却始终闪着光。
初唐(618-713)时,黄金文化还带着隋代的“质朴”。这时候的金器,造型简单,纹样疏朗,比如我在陕历博看到的“贞观年间金戒指”,素圈上只刻着一道弦纹。为啥?因为刚经历隋末战乱,国库空虚,黄金多用来“救急”——唐太宗赏赐功臣,用的是“金碗”而不是“金盘”,连武则天的“无字碑”,最初也只是用“金涂铁”打造的。但这种“质朴”里藏着希望:贞观四年,西域进贡的“金精”堆了好几车,工匠们第一次用这么多黄金造“大明宫”的铜顶,那时候的黄金,还带着“重建帝国”的锐气。
到了盛唐(713-766),黄金突然就“活”了。安史之乱前的四十年,简直是黄金工艺的“黄金时代”。你看法门寺地宫出土的“蹙金绣”,用金丝把每寸丝绸都缝出“凤凰涅槃”的纹样;何家村窖藏的金兽首玛瑙杯,兽首的鬃毛用“掐丝”工艺,连眼睛都是用琥珀镶的——这哪是器物,是把整个盛唐的繁华都锁在了里面。我去参观陕历博的“镶金兽首玛瑙杯”时,讲解员说这是“唐代中西合璧的巅峰之作”,确实,兽首是波斯风格,玛瑙杯身却刻着大唐的“宝相花”,黄金在这里成了“粘合剂”,把不同文明的美都粘在了一起。
但安史之乱(755年)像一盆冷水,浇在了黄金文化的热情上。中唐(766-827)的黄金,突然就“瘦”了。藩镇割据,朝廷没钱,民间却把藏的黄金拿出来换粮。我在《旧唐书》里看到,德宗年间“括天下金帛”,连老百姓戴的金簪都要“官价收购”。这时候的金器,少了盛唐的“炫技”,多了“实用”——比如“金腰带”成了藩镇将领的标配,代替了以前的“金步摇”。工匠们也开始省着用料,金器上的纹样从“满工”变成“疏纹”,连法门寺地宫的“金棺”,都没了初唐佛像的鎏金。
再到晚唐(827-907),黄金文化就像风中残烛了。黄巢起义后,长安城被烧得“宫阙尽为焦土”,西市的胡商铺子也关门大吉。我在《资治通鉴》里读到,昭宗时“禁军缺粮,竟以金碗换米”,连皇帝赏赐大臣,都只能用“镀金铜印”代替真金。这时候的金器,多是小而精:比如女性戴的“金耳环”,把“飞天纹”缩成指甲盖大小,男性用的“金腰带”,纹样只剩“缠枝纹”的骨架。但即便如此,黄金的“基因”还在——比如敦煌莫高窟的唐代洞窟里,依然有“金箔绘经”的痕迹,那是对信仰最后的“坚守”。
站在西安城墙的角楼上眺望,夕阳把墙砖染成金色。我突然明白,唐代黄金文化的“生命周期”,其实就是大唐的“命运线”——从贞观的“创业期”,到开元的“鼎盛期”,再到安史之乱后的“衰退期”,它像一面镜子,照见帝国的荣光,也照见人心的沉浮。而那些埋在地下的金器,无论是初唐的素圈金戒,还是盛唐的镶金玛瑙杯,都在悄悄说:黄金的温度,从来都和时代的脉搏紧紧连在一起。
唐代黄金文化的多元载体与艺术表达
2.1 唐代黄金器物的功能分类与典型遗存
第一次在陕历博看到那只唐代金梳时,我指尖触到玻璃的瞬间,仿佛听见了一千三百年前梳齿划过发丝的轻响。它薄如蝉翼的金箔上,錾刻的缠枝莲纹里还卡着几粒细小的朱砂——后来才知道,这是当时女性用金箔压在胭脂盒里“取色”的“金箔胭脂”,连梳头的金梳都成了美妆工具。你看,黄金在大唐人的生活里,从来不是冷冰冰的金属,而是渗透到衣食住行的“活物”。
2.1.1 从发饰到器皿:唐代人的“黄金日常”
你知道吗?唐代人的黄金器物,能把“日常琐碎”都变成金闪闪的艺术品。上到王公贵族的“身份勋章”,下到市井小民的“贴身宝贝”,黄金的功能比你想象的更贴近生活。我在法门寺地宫出土的《物账碑》里翻到过一页,记载着“金钏二十副,金梳篦十具,金钑花十枚”,这哪是器物清单,分明是把一个贵妇的梳妆台“打包”了。
先说最“接地气”的——头饰。唐代女性的金首饰,简直是把整个长安城的春天都戴在了头上。何家村窖藏里就有一支“镶宝金步摇”,凤首上缀着七颗珍珠,步摇杆上的金珠随着走路叮当作响,风一吹,连影子都是晃荡的。你看永泰公主墓壁画里的侍女,捧着的金盆里盛着“金唾盂”,而她头上的金簪,簪头还雕着一朵立体的“胡旋花”——这种“走路带风”的首饰,连杨贵妃都爱,《旧唐书》说她“头戴金步摇,腕戴金镯子”,这哪里是首饰,是把整个盛唐的“动感”都锁在了头发上。
再看“食衣住行”里的黄金。我在陕西历史博物馆见过一只“金酒注子”,壶嘴是卷成S形的龙首,龙鳞用“鱼子纹”錾刻,连壶把上都缠着金丝——这是给贵族宴饮用的,你想啊,主人举着金酒注子倒酒,酒液映着黄金光泽,那场面,连李白写诗都得说“会须一饮三百杯”才够豪气。还有平民用的“金箔茶则”,巴掌大的金片上,工匠用细如发丝的金丝编出“茶盏轮廓”,既方便夹起茶饼,又能在阳光下闪闪发亮,连喝茶都成了“金贵的仪式”。
2.1.2 宗教与权力的“黄金法器”
但黄金在大唐,可不只是“炫富”。你去法门寺地宫看看就知道,那里出土的“五重宝函”——最外层是纯金包裹的,每一层都刻着“释迦牟尼涅槃图”,最核心的“佛指舍利”就藏在这层层黄金里。这哪里是盒子,是把佛教的“神圣感”都封在了里面。唐代人相信“黄金是佛法的化身”,所以连普通寺庙的“金箔经卷”都要“以金护经”,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唐代《金光明经》,每一页经文旁都用金丝勾勒出“飞天伎乐天”,这不是装饰,是把信仰都镀上了金光。
而权力的“黄金符号”更有意思。唐代官员用的“金鱼符”,分左右两半,左半留京,右半给地方官,合起来才能调兵遣将。我在西安博物院见过一枚“开元年间金印”,印文是“内侍省之印”,用金印盖章,不仅是身份的证明,更是“君权神授”的象征——就像武则天改国号为“周”时,用的金印刻着“慈氏越古金印”,连文字都带着宗教的威慑力。还有藩镇节度使的“金腰带”,比如安史之乱后河北藩镇的金带,上面的“玉銙”(玉带)被金片包裹,这种“金镶玉”的腰带,既是权力的等级标志,也是对中央权威的“柔性抵抗”。
2.1.3 丝绸之路的“黄金使者”
你可能想不到,唐代的黄金器物里,还藏着“世界地图”。比如陕历博那只“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”,马嘴衔着酒杯,马鬃上的卷草纹其实是波斯的“联珠纹”,而壶身錾刻的“狩猎图”,又带着中原的“写实”。这种“混搭”其实是黄金的“翻译功能”——它把波斯的酒文化、西域的马球精神,都揉进了大唐的金器里。何家村窖藏里还有一枚“波斯萨珊王朝金戒指”,上面的“联珠纹”原本是波斯王的“身份图腾”,到了唐代工匠手里,却被改成了“葡萄纹”,连戒指的造型都从“窄圈”变成了“宽面”,这哪里是模仿,是把异域文明的“密码”,用黄金的语言重新“解码”了。
还有一种“黄金使者”,是那些“藏起来”的金器。比如何家村窖藏里的“金兽”,现在看像只镇宅的“小豹子”,但考古报告说它其实是“镇库器”——唐代人相信“黄金能镇住财气”,所以用它守着国库;而西安西市遗址出土的“金箔商牌”,上面刻着“波斯商人李阿武”的字样,这是给胡商的“黄金通行证”,证明他们的货物能免税通关。这些“行走的黄金”,让丝绸之路的商路,连空气里都飘着金光。
站在何家村窖藏的展柜前,看着那些金兽、金盘、金钗,我突然觉得,唐代的黄金器物就像“时代切片”——每一件都藏着一个人的生活、一个家族的荣耀、一个帝国的野心。你看那枚金步摇上的胡旋花,那是杨贵妃跳胡旋舞的影子;那只金酒注子的龙首,藏着李白“天子呼来不上船”的狂傲;就连法门寺宝函上的梵文,都在悄悄说:大唐的黄金,从来不止是财富,更是文明的“粘合剂”,把不同的人、不同的故事,都粘在了一起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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