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.1 当《泰伯》篇遇见春秋乱世:“士不可以不弘毅”的诞生现场
每次在古籍里读到“士不可以不弘毅,任重而道远”,我总会想起小时候听爷爷讲古的场景。他总说“话得从根儿上听”,就像喝凉茶要先尝苦,再回甘。这句话的“根”,就扎在《论语·泰伯》那片被春秋风雨浸透的土壤里。
你知道吗?《论语》的成书其实比孔子时代晚了近两百年。战国初期,孔子的弟子们怕这些珍贵的教诲散佚,才把老师生前的言行一句句记下来。《泰伯》篇就是其中很特别的一章——它不像《学而》篇谈“仁”,也不像《为政》篇讲“孝”,开篇就从“泰伯三让天下”说起:周太王的长子泰伯为了让弟弟季历继位,带着两个弟弟跑到荆蛮之地,自己断发文身,成了后来吴国的始祖。孔子夸他“可谓至德也已矣”,说他“三以天下让,民无得而称焉”。
可为什么会突然转到“士不可以不弘毅”呢?我猜啊,是因为泰伯的故事像一面镜子,照出了春秋乱世里最缺的东西——当周天子的王旗在列国间飘得越来越歪,当贵族们忙着争城夺地忘了祖先的规矩,那些还守着“道”的人,就成了乱世里的灯塔。曾子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,躺在病床上对弟子说这句话的。他说这话时,大概正望着窗外鲁国灰扑扑的天空,心里想的或许是:现在的“士”们,还能守住泰伯那样的“德”吗?
1.2 孔子眼中的“士”:从战场武士到文化脊梁的身份转身
要懂“士不可以不弘毅”,得先看清孔子心里的“士”是什么模样。
你可能会觉得“士”就是读书人,但在春秋早期,“士”更像是贵族政治的“底层员工”——他们是大夫家的家臣,是战场上冲锋陷阵的武士,甚至是掌管祭祀礼仪的小官。可到了孔子生活的时代,礼崩乐坏,贵族们忙着瓜分土地,那些原本依附于贵族的“士”突然成了“散兵游勇”。有人靠卖知识谋生,有人跑到列国当谋士,就像一群失去了主人的马,不知道该往哪里去。
孔子却在这时给“士”重新下了定义。他说“士志于道”,意思是:你可以没有世袭的爵位,但必须以“道”为方向;你可以贫穷困顿,但不能丢掉内心的道义。这种“士”不再是贵族的附庸,而是以“传承文化、践行道德”为己任的新群体。就像《泰伯》篇里提到的伯夷、叔齐,宁愿饿死也不食周粟,孔子说他们“不降其志,不辱其身”,这就是他理想中的“士”——有原则,有担当,能在乱世里守住底线。
而“弘毅”这两个字,正是给这些“士”量身定做的“精神铠甲”。“弘”是心胸要像大海一样宽,不能只盯着眼前的一亩三分地;“毅”是骨头要像顽石一样硬,认准了“道”就不能回头。孔子年轻时在鲁国当小官,被人嘲笑“器小”,可他偏要把仓库管得清清楚楚,把牛马喂得膘肥体壮——这就是“弘”的起点;后来周游列国十四年,被人追着打、骂着赶,他还能笑着说“天生德于予,桓魋其如予何”,这就是“毅”的模样。
1.3 先秦诸子的“任重道远”:为什么独儒家把“弘毅”刻进了骨头里
每次和朋友聊起这句话,总会有人说:“不就是说责任大嘛,墨子也说‘万事莫贵于义’,老子也讲‘大器晚成’,不都差不多?”但我总觉得,儒家的“弘毅”和别家的“担当”,就像山间清泉和地上浊流——源头不同,流向自然也不一样。
你知道吗?先秦诸子其实都在琢磨“责任”这回事。老子觉得“大道废,有仁义;智慧出,有大伪”,干脆劝人“无为而治”,别折腾;墨子说“兼爱”,主张“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”,是要真刀真枪去做实事;法家更狠,直接用“法、术、势”把人绑在国家战车,不管你愿不愿意。唯独儒家,在这些“激进”和“消极”之间找了条平衡:既要有“任重”的使命感,又要有“道远”的清醒;既不能像墨家那样只重行动忘了初心,也不能像老子那样躲进深山。
所以孔子才说“士不可以不弘毅”——这不是简单的“加油打气”,而是把“责任”和“品格”绑在了一起。“任重”不是说你要扛多少东西,而是要扛得起“仁”的重量;“道远”不是说路有多长,而是要在这条路上走得稳、走得正。曾子紧接着说“仁以为己任,不亦重乎?死而后已,不亦远乎?”这才是儒家最绝的地方:它把“弘毅”变成了一个闭环——因为认定了“仁”是终极目标,所以必须先有“弘”的格局装得下这个目标,再有“毅”的定力守得住这个目标。这就像给“责任”安了个“刹车”和“油门”:油门是“任重”的动力,刹车是“道远”的清醒,而“弘毅”就是那个握方向盘的人,既不跑偏,也不断油。
这种独特性,让“士不可以不弘毅”在两千多年后依然滚烫。你看现在年轻人聊“内卷”“躺平”,说到底还是在问:“我为什么要扛这么重?”可当你翻开《泰伯》篇,看到曾子说这话时眼里的光,就会突然明白:真正的“重”,从来不是别人塞给你的负担,而是你自己愿意为“道”燃烧的热情。
2.1 “士”的内涵演变:从贵族阶层到文化传承者的身份定位
小时候听爷爷讲“士农工商”的排序,总觉得“士”是排在最前面的精英。可后来读《周礼》才发现,春秋早期的“士”,其实更像“贵族的尾巴”——他们是大夫的家臣,是战场上的低级武士,甚至是管理仓库、饲养牲畜的小吏。那时候的“士”,身上扛着具体的职事:帮主人看家护院,替诸侯传递书信,或者在祭祀时举着礼器念念有词。就像《国语》里记的,郑国的子产有个家臣叫子羽,能“奉身以事子产”,这大概就是最早“士”的模样——工具性,依附性,是贵族体系里的“零件”。
可到了孔子的时代,天翻地覆。礼崩乐坏不是一句空话,三家分晋、田氏代齐,诸侯忙着扩张,原来的贵族士大夫要么被杀、要么流亡,那些依附他们的“士”突然成了“散兵游勇”。有人跑去给别的国家当谋士,比如孔子的弟子子贡,帮鲁国存了十座城池;有人靠卖“知识”糊口,比如少正卯,开了个“私学”收徒讲学,据说“孔子之门三盈三虚”。这时候的“士”,就像断了线的风筝,突然从“贵族工具”变成了“自由个体”——他们得自己找方向,自己定价值。
孔子就抓住了这个“转折点”。他说“士志于道”,把“士”从“有职事”的身份,重新定义成“有追求”的存在。什么叫“志于道”?就是心里得装着“道”——不是具体的技能,不是眼前的利益,而是一套关于人、关于社会、关于生命的根本道理。就像伯夷、叔齐,宁肯饿死首阳山,也不食周粟,他们不是在“做事”,而是在“守道”。这种“士”,就成了文化的“火种”,把周以前的礼乐文明、道德传统,一点点从贵族圈子里“抢”出来,传给后来的人。所以我说,“士”的内涵演变,其实是一个“去工具化”的过程:从贵族的附庸,变成文明的传承者;从“做事”的人,变成“立心”的人。
现在我们总说“知识分子”,可孔子说的“士”,比“知识分子”更主动。他不仅要“知”,还要“行”——“士不可不弘毅”,这个“士”,就是那些既懂道、又能扛事的人。你想啊,要是孔子当年只是当个小官,满足于“衣食无忧”,他怎么会带着弟子周游列国十四年?要是子贡只是帮鲁国搞外交,他怎么会“存鲁、乱齐、破吴、强晋”?这些都不是“士”的原始使命,而是他们自己把“道”扛在肩上,成了文明的“脊梁”。所以“士”的身份演变,说到底是一个“自我觉醒”的过程:从“被需要”到“主动选择”,从“依附”到“担当”。
2.2 “弘毅”的双重维度:“弘”的格局视野与“毅”的实践定力
每次读“士不可以不弘毅”,我总会琢磨:“弘”和“毅”,到底是一体两面还是各有侧重?就像一杯茶,“弘”是茶香弥漫开来的广度,“毅”是茶在喉咙里回甘的持久。分开说,“弘”是“大”,“毅”是“坚”,合起来就是儒家给“士”的双重铠甲。
先说“弘”。“弘”这个字,《说文解字》说是“弓声也”,但后来引申为“大”,再后来成了“心胸开阔”的代名词。孔子说“君子不器”,不就是说“弘”吗?你不能像个器皿,装得下什么就只能装什么,得像大海一样,能容百川,能纳万物。这让我想起孔子去见南子时,子路很不高兴——他大概觉得孔子为了见个权贵,“格局”小了。可孔子说“君子固穷,小人穷斯滥矣”,这其实是“弘”的智慧:他不是为了自己见权贵,而是想借南子的地位,把“道”传给更多人。这种“弘”,是“以天下为己任”的起点,是能看到自己“小”,也能看到世界“大”的格局。
再看“毅”。“毅”的本义是“果”,《周易》说“毅者,果决也”,就是做事不犹豫,认准了就干到底。孔子周游列国十四年,被人追着骂“丧家之犬”,却还能在陈蔡之间跟弟子讲“仁”,这就是“毅”。你想想,要是换成你,连续被十多个国家拒绝,连饭都吃不上,还能笑着说“天生德于予”吗?这就是“毅”的定力——不是不痛苦,而是痛苦里藏着“必须做”的理由。曾子后来解释“任重而道远”,说“死而后已”,这“已”字里藏的就是“毅”:使命没完成,就不能停;道理没讲透,就不能退。
但“弘”和“毅”不是分开的。没有“弘”的“毅”,是匹夫之勇;没有“毅”的“弘”,是画饼充饥。孔子要是只有“弘”的格局,却没“毅”的定力,他可能在卫国就被赶走时,就彻底放弃了;要是只有“毅”的坚持,没“弘”的视野,他可能困在陈蔡之间就成了“蛮干”。就像颜回,安贫乐道是“毅”,但他“一箪食一瓢饮,不改其乐”,同时还在琢磨“仁”到底怎么实践,这就是“弘”的格局。所以“弘毅”的双重维度,其实是“抬头看路”和“低头拉车”的结合——既要有仰望星空的胸怀,也要有脚踏实地的韧劲。
我总觉得,“弘”和“毅”就像一个人的两只脚:“弘”是左脚,跨得远,能看见远方的目标;“毅”是右脚,踩得实,能扛住路上的坎坷。少了哪只脚,都走不远。所以儒家才说“士不可以不弘毅”,因为这是“士”作为文化传承者的标配——既要能看见文明的未来,也要能熬过当下的苦难。
2.3 “弘毅”与儒家“仁”道的内在关联:作为践行“仁”的精神基石
每次读到“仁以为己任”,我总会想起曾子的话:“士不可以不弘毅,任重而道远。”这两句话连起来,像一把钥匙,打开了儒家“弘毅”和“仁”的关系之门。“弘毅”不是孤立的品格,它是为了“仁”这个核心目标而存在的——没有“弘毅”,“仁”就成了空中楼阁;没有“仁”,“弘毅”就成了盲目坚持。
“弘”为什么要服务于“仁”?因为“仁”是普世的,而“弘”是“心量”。孔子说“仁者爱人”,这个“爱”不是只爱身边人,而是要“泛爱众”。怎么做到“泛爱众”?得先有“弘”的胸怀——你得放下自己的小情绪、小利益,看到别人的痛苦,理解不同人的处境。就像孔子在齐国听到《韶》乐,“三月不知肉味”,他不是在“享受音乐”,而是在通过音乐感受“仁”的美好,这就是“弘”的起点:从个人的小快乐,到天下的大共情。所以“弘”让士人跳出“自我中心”,把“仁”从“私人道德”变成“公共责任”。
“毅”又为什么要服务于“仁”?因为“仁”是艰难的,而“毅”是“心力”。你知道孔子晚年说的“吾道一以贯之”吗?这个“一”就是“仁”,可从“知仁”到“行仁”,中间隔着多少困难?子路问“君子亦有忧乎?”孔子说“君子道者三,我无能焉:仁者不忧,知者不惑,勇者不惧。”这“不惧”,就是“毅”的体现——在践行“仁”的路上,要不怕被误解,不怕被攻击,甚至不怕牺牲。就像孔子困于陈蔡,弟子饿得站不起来,他还在弹琴讲学,这就是“毅”的力量:不是不饿,而是“仁道”比肚子更重要;不是不累,而是“使命”比疲惫更迫切。
曾子把这个关系说得最透彻:“仁以为己任,不亦重乎?死而后已,不亦远乎?”这就是“弘毅”与“仁”的闭环:因为“仁”是终极目标,所以必须“弘”(格局够大,能装下“仁”的重量);因为“仁”的实现太难,所以必须“毅”(定力够强,能扛住“道远”的考验)。你看颜回,“其心三月不违仁”,这“三月”就是“毅”的坚持;子贡说“夫子之墙数仞,不得其门而入”,这“墙”就是“弘”的格局——需要“弘毅”才能慢慢攀上去。所以“弘毅”不是“士”的品格,而是“仁”的“仆人”——仆人为主人服务,主人为仆人指明方向,但最终,仆人因为主人而存在,主人因为仆人而延续。
现在我们总说“不忘初心”,可孔子的“初心”是什么?就是通过“弘毅”的品格,把“仁”从他心里的一团火,变成天下人的一盏灯。这种“仁”,不是高高在上的道德教条,而是“士”用“弘毅”一点点焐热的温度。所以我说,“弘毅”是“仁”的“精神燃料”——没有“弘”的胸怀,“仁”就成了小圈子里的道德表演;没有“毅”的坚守,“仁”就成了理想主义的空谈。只有“弘毅”,才能让“仁”从“知”到“行”,从“道”到“德”,真正成为中国人的精神血脉。
3.3 “弘毅”对“任重道远”的支撑:品格修养如何决定使命能否担当
那为什么“士不可以不弘毅”是“任重而道远”的前提呢?这就像盖房子:“任重”是地基要打得深,“道远”是楼要盖得高,而“弘毅”就是你手里的工具——没有合适的工具,地基打不深,楼盖不高,甚至可能塌了。
先看“弘”的作用。“弘”是“格局”,是“士”能看到“任重”背后的意义,不被眼前的困难吓住。你想啊,如果孔子只看到“周游列国十四年”的苦,看不到“仁道”能给天下带来的希望,他早就放弃了。正是“弘”的格局,让“士”把“任重”当成“使命”,而不是“负担”。就像我们现在说“科技工作者要攻克芯片难题”,这“任重”是国家的使命,也是个人的责任——因为“弘”的视野让他们知道“为什么做”,所以才愿意扛起来。
再看“毅”的作用。“毅”是“定力”,是“士”能在“道远”中坚持,不被时间和空间的距离消磨掉。孔子在陈蔡之间,弟子饿晕了,他还在弹琴,这就是“毅”的体现:不是不饿,是“仁道”比肚子更重要;不是不累,是“使命”比疲惫更迫切。这种“毅”不是天生的,是后天修炼的——就像颜回“三月不违仁”,靠的就是“毅”的坚持。如果“毅”不够,孔子可能在卫国就被赶走时放弃了;如果“毅”不够,曾子可能在母亲去世时就回家了,而不是“事亲至孝,交友诚信”。
更重要的是,“弘”和“毅”是相辅相成的闭环。“弘”让你有“任重”的使命感,“毅”让你有“道远”的行动力;没有“弘”,“毅”就成了盲目坚持,比如有人硬扛着,却不知道为什么扛;没有“毅”,“弘”就成了空想,比如有人天天说“我要改变世界”,却连今天的计划都完不成。曾子把这闭环说透了:“仁以为己任,不亦重乎?死而后已,不亦远乎?”这“重”和“远”,正是“弘毅”的结果。所以“弘毅”不是“士”的品格,而是“任重道远”的“操作系统”——你得先安装这个系统,才能运行“任重道远”的程序。
现在回头想,小时候读“士不可以不弘毅”,总觉得是在说“要坚强”。后来才发现,这“弘毅”更像“士”的“身份证”——没有“弘毅”,你就不是“士”;没有“弘毅”,“任重道远”就只是一句空话。这就像现在我们说“年轻人要有理想”,但“理想”不是空想,得有“弘毅”的底气,才能让“任重道远”从口号变成行动。所以“士不可以不弘毅”不是前提,是“任重道远”的“原因”——因为“弘毅”,所以“任重道远”才值得去扛,才扛得动。
4. 当代视角下“弘毅”精神的价值转化:从古典智慧到现代实践
4.1 我们今天的“任重道远”长什么样?
上周在地铁上刷到一条新闻:28岁的“AI工程师小王”连续三个月泡在实验室,只为优化一个算法模型。评论区有人说“太拼了”,也有人问“值得吗?”我突然想起十年前读《论语》时的困惑——孔子说“士不可以不弘毅,任重而道远”,两千年前的“士”扛的是治国平天下的重担,现在我们这些“普通人”的“重”和“远”,到底是什么?
古代“士”的“任重”,是“修身以为天下国家”的宏大使命,是“道不行,乘桴浮于海”的悲壮抉择;“道远”,是周游列国十四年的风霜雨雪,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时间煎熬。但今天,我们的“任重”早就不再是单一的“家国天下”了。它可能是一个程序员为了攻克芯片卡脖子难题,在实验室里熬的每一个通宵;是乡村教师李芳(化名)带着五个孩子在大山里坚持十年,把“不可能”的教育资源一点点掰碎;是非遗传承人老张守着濒临失传的手艺,每天重复打磨那道工序,只为让千年古法制瓷的火焰在年轻人心里重新点燃。
“道远”也变了模样。古代的“远”是地理阻隔(“行则负书担笈”),现在的“远”是技术迭代的鸿沟(从5G到6G需要十年代际攻关),是社会观念的壁垒(打破性别偏见可能需要几代人的努力),甚至是个人成长的“长周期困境”——比如一个创业者,前三次失败后依然相信自己能改变某个行业,这背后藏着的“远”,是对“时间复利”的敬畏。
所以你看,当代的“任重道远”不再是“士”专属的枷锁,而是每个在时代浪潮里寻找价值的普通人,都可能遇到的“精神考题”。就像小王优化算法时,同事问他“为什么不换个更简单的模型?”他说“现在难,但未来十年的AI发展,这一步必须踩实”——这“难”和“未来十年”,就是我们这代人的“弘毅”起点。
4.2 谁在当代践行“弘毅”?那些把“远”走成“路”的人
前几天和一位做乡村教育的朋友聊天,她告诉我:“弘毅不是喊口号,是把‘不可能’变成‘慢慢来’。”她举了个例子:甘肃某个小学,十年前只有3个老师,现在她带着12个年轻人去支教,最开始家长不信任,觉得“城里来的孩子待不久”,于是他们每天放学后留在教室,帮孩子补数学,周末挨家挨户家访。有次暴雨冲断山路,为了不让学生失学,她背着学生蹚过齐腰深的水送回家——这就是“毅”的体现:不被眼前的困难吓退,把“道远”的路一步一步踩稳。
这样的人其实藏在我们身边。我想起去年采访过的敦煌研究院年轻修复师小林,她修复壁画时,要先用镊子夹起比头发丝还细的颜料颗粒,在显微镜下一点点拼贴。她说:“刚来时觉得‘这壁画能修得好吗?’后来发现,每一道裂痕都是历史的呼吸,我们多修一分,它就多活一百年。”这“多修一分”的坚持,就是“弘”的格局——不执着于个人名利,而是把当下的事放进更长远的时空里。
还有那些“硬核”科研人:90后量子物理学家曹原,在实验室里重复了上万次实验,只为验证“石墨烯超导”的猜想;“天眼之父”南仁东,用22年在贵州大山里建FAST射电望远镜,每天扛着设备爬山,直到生命最后一刻还在调试参数。他们未必读过《论语》,但骨子里的“弘毅”,正是古典智慧在现代的显影:“弘”是看到超越个人的价值,“毅”是用行动把“远”变成“近”。
这些人让我明白:当代的“弘毅”不再是某个特定职业的“特权”,而是每个普通人在自己的领域里,选择“把难的事做好”的勇气。你可能不是科学家,但如果你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十年如一日精进,你就是“弘毅”的践行者;你可能不是创业者,但如果你面对失败不怨天尤人,坚持把一件小事做到极致,你也是“弘毅”的传承者。
4.3 怎么在今天修炼“弘毅”?从“小习惯”到“大格局”
前阵子有个年轻人问我:“我总觉得自己‘格局小’,想坚持做一件有意义的事,却总被眼前的琐事困住,怎么破?”其实“弘毅”的修炼,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。它就像老茶需要慢泡,得从日常的“小习惯”里慢慢熬出来。
先说说教育层面。现在很多学校开始做“弘毅教育”的尝试:比如某中学在课间设“弘毅角”,让学生分享“我今天坚持了什么小事”;大学开设“社会实验室”,让学生组队去乡村调研,体验“做事的难”。这些都是在帮年轻人把“宏大理想”拆解成“具体行动”——就像曾子说的“士不可不弘毅”,前提是先学会“把小事扛起来”。
社会层面呢?我们需要给“弘毅”创造土壤。比如企业能不能多一些“容错文化”?允许科研人员失败,而不是只看结果;媒体多报道那些“十年磨一剑”的故事,而不是追捧“一夜成名”的网红。我见过一个纪录片团队,跟踪拍摄一位老中医传承医术,十年间记录他如何带徒弟、研究古籍、改良药方,这种“慢镜头”的传播,其实是在告诉年轻人:真正的“弘毅”,值得被看见。
对我们自己来说,“弘毅”的修炼更简单。每天问自己三个问题:“今天我有没有比昨天多走一步?”“这件事我有没有因为难而放弃?”“我做这件事,有没有想过它对别人的意义?”比如你想减肥,不要一开始就定“瘦20斤”,而是先坚持“每天晨跑1公里”,这“1公里”就是“毅”;你想做公益,不用等“有空”,而是每周抽两小时去社区帮忙,这“两小时”就是“弘”——把“远”变成“近”的,从来不是口号,是这些“小而确定的行动”。
说到底,“弘毅”不是让我们变成“苦行僧”,而是让我们在“任重道远”的路上,既能看见“远方的星辰”,也能走好“脚下的每一步”。就像小林修复壁画时说的:“我修的不是墙,是历史的温度。”当你把一件事做到极致,“弘毅”自然会从你的生命里生长出来——这或许就是古典智慧给我们的现代启示:真正的“远”,从来不是终点,而是让你成为自己的“路”。
5. 超越时空的精神力量:“士不可以不弘毅”与民族复兴的时代呼唤
5.1 历史长河中的“弘毅”回响:从曾子到今天的精神火炬
上个月在孔庙参观,看到一块拓片写着“士不可以不弘毅”,讲解员说这是《论语》里最能戳中人心的句子之一。我突然想起小时候爷爷教我背《论语》,他总说“曾子这话,是刻在咱们骨子里的”。后来才知道,曾子是孔子晚年弟子,孔子去世后,他带着弟子整理“论语”,“士不可以不弘毅”其实是他对“士”的临终嘱托——就像父亲临终前对儿子的叮嘱,带着一生的经验和期许。
这种“弘毅”精神,两千多年来从未熄灭。战国时孟子说“富贵不能淫,贫贱不能移,威武不能屈”,这哪是单纯的道德说教?分明是把“弘毅”变成了活的骨头——面对齐王的重金诱惑,他掉头就走;面对梁惠王的“利国利民”之问,他说“王何必曰利?亦有仁义而已矣”。这种“虽千万人吾往矣”的决绝,不就是“弘毅”在乱世中的倔强生长吗?
再往后看,文天祥在狱中写“人生自古谁无死”,林则徐虎门销烟时说“苟利国家生死以”,李大钊在绞刑架前说“试看将来的环球,必是赤旗的世界”……这些人未必都读过《论语》,但他们骨子里的“弘毅”,分明是曾子那句话的血脉延续。去年我去参观抗战纪念馆,看到一张泛黄的家书:“儿今奉命出征,国难当头,唯有以死报国,望父母保重,勿以儿为念。”那字迹颤抖,却透着一股“虽九死其犹未悔”的坚定——这就是“弘毅”穿越时空的力量,把个人生命放进民族大义里燃烧,让“任重道远”成了一种光荣的宿命。
5.2 当代“弘毅”:民族复兴路上的精神锚点
前几天刷到一条热搜:“90后科研团队用AI复原敦煌壁画,耗时8年”。视频里,年轻的研究员们蹲在洞窟前,用算法一点点还原被风沙侵蚀的色彩,有人为了一个细节熬了72小时没合眼。弹幕里有人问“值得吗?”他们说“这是我们民族的记忆,多花十年也得复原”。我突然明白,当代的“弘毅”,就是把老祖宗留下的智慧和精神,在这个时代“接过来”再“传下去”。
现在我们谈民族复兴,不是喊口号,是要真刀真枪地解决问题:芯片被卡脖子,我们就有人在实验室里十年如一日攻关;文化被误读,我们就有人在国际论坛上用通俗的语言讲《孙子兵法》的“慎战”智慧;乡村振兴难,我们就有人把“弘毅”藏在扶贫日记里——比如那个在云南大山里教了20年书的张桂梅校长,她说“我不过是个教书匠,却想让山里的姑娘们飞得更高”,这“更高”二字,不就是“弘毅”的当代注脚吗?
全球治理面临百年变局,我们提出“人类命运共同体”,这背后藏着的也是“弘毅”精神:不只为自己谋发展,更要为天下人谋出路。就像“一带一路”上的工程师们,在非洲沙漠里建光伏电站,在东南亚雨林里修铁路,他们未必懂“士不可以不弘毅”的原文,但他们做的每一件事,都是在践行“弘”的格局和“毅”的定力——因为他们知道,民族复兴不是独奏,是要和世界一起奏响的交响乐。
5.3 复兴路上的“弘毅”修行:把“远”变成脚下的路
上周和一位老党员聊天,他说“我们这代人赶上了好时候,但复兴不是‘躺平’就能实现的”。他讲了个细节:上世纪60年代,他和乡亲们在荒山上种树,十年没见成效,有人说“算了吧”,但他带着大家继续种,“现在你看,那片山成了‘绿肺’”。这让我想起曾子说的“任重而道远”——复兴之路,就是要像他种树那样,明知“远”,却一步一步踩实。
我们今天的“任重”,是科技自立自强的“卡脖子”难题,是文化自信的“话语权”争夺,是社会公平的“深水区”改革;我们的“道远”,是从“跟跑”到“领跑”的技术代差,是从“文化输出”到“文化引领”的转型阵痛,是从“人口大国”到“人才强国”的漫长跨越。这些“远”,不是空想出来的,是实实在在的“难”。
但“弘毅”就是告诉我们:难,才要做;远,才要走。就像敦煌研究院的樊锦诗先生,从青丝到白发,守着莫高窟57年,她说“我不过是个守窟人”,却让莫高窟的壁画在互联网时代“活”了过来。还有那些在芯片实验室里“死磕”的科研人员,他们不是不知道难,只是知道“弘毅”的意义——把个人的“远”放进民族的“远”里,就像一滴水汇入大海,自然有了奔涌的力量。
前几天在地铁站看到一个年轻人举着“少年强则国强”的牌子,突然鼻子发酸。这或许就是“弘毅”精神的当代接力:老辈人“士不可以不弘毅”的嘱托,年轻人“任重而道远”的担当,在时光里酿成了民族复兴的底气。这条路注定漫长,但只要我们还带着“弘毅”的初心,就永远不会迷路。毕竟,最好的时代,永远属于那些“明知山有虎,偏向虎山行”的人。


发表评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