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章 蒲柳之姿：在时代褶皱里生长的一生
1640年的春雪：生于淄川的蒲氏子弟
我出生那年，崇祯十三年的春天来得格外迟。淄川城外的柳梢刚冒出点绿芽，父亲就抱着我站在自家小院的门槛上，望着远处灰蒙蒙的天。那时没人知道，这个生在“田舍翁”家庭的孩子，日后会成为齐鲁大地上最会讲故事的人。
我们蒲家祖上是读书世家，到父亲这辈虽已家道中落，但读书的根脉还在。出生在淄川（如今的淄博），是这片土地给我的第一个礼物——城南的鲁山常年云雾缭绕，城北的孝妇河日夜不息，而我脚下的土地，正经历着明清易代的剧烈震动。那年秋天，李自成的起义军逼近北京，父亲常对着《明史》叹气：“这世道，读书人要走的路，怕是越来越窄了。”
十九岁的青云梦：科举路上的第一次高光与此后的漫长黑夜
二十岁前的我，是淄川城里小有名气的“神童”。十九岁那年，我连中县、府、道三个第一，成了远近闻名的“小解元”。站在学宫的匾额下，我望着“文运昌隆”四个鎏金大字，以为自己攥住了改变命运的钥匙——那把钥匙，就是科举。
可命运总爱开玩笑。此后的二十多年，我像追逐蝴蝶的孩子，一次次扑向乡试的考场。顺治十五年、康熙五年、八年、十一年……直到七十一岁，我才在第七次参加乡试时，被主考官看中，成了“岁贡生”。旁人说我“大器晚成”，只有我自己知道，那不过是时代给我的一点怜悯。
那些年，我见过济南贡院的号房里，举子们啃着干硬的窝头熬夜；见过放榜日，有人抱着落第的文书在街角痛哭；也见过同乡张笃庆（我的同窗）在诗里写“腐草化萤非我事，青灯自照读书心”——原来不止我一人，在科举的独木桥上摔得头破血流。
四十岁的漂泊：幕宾生涯里的人间洞察
四十三岁那年，我离开淄川，成了宝应县知县孙蕙的幕僚。那是我第一次真正走出家乡，坐小船沿运河南下，两岸的芦苇荡一眼望不到头。高邮、宝应的夏天热得像蒸笼，我住在县衙后院的小屋里，白天帮着起草文书，夜里听着窗外的蛙鸣，心里总空落落的。
孙大人待我不薄，可官场的明暗，我看得越来越清楚：有官员收贿赂时的谄媚，有百姓交不起赋税时的绝望，有同僚之间的勾心斗角。有次我去高邮催粮，撞见一个老农跪在地上给衙役磕头，只为换半袋救命的粮食——那一刻，我突然明白，传说中的“盛世”，对底层百姓来说只是遥不可及的幻影。
这段漂泊的日子，像一把钝刀，割开了我对社会的幻想。那些在官场里学会的察言观色、人情冷暖，后来都化作了《聊斋志异》里的狐妖、花鬼——她们比人更懂人心，比官更有温度。
七十岁的蒲柳：把一生写进孤愤之书
七十岁那年，我终于回到蒲家庄。院子里的老槐树已经长得很粗，我在树下摆了张书桌，每天清晨起来，先给学生们讲《论语》，然后就着晨光写故事。我写的那些“异史氏曰”，有的是白天听来的民间传说，有的是夜里做的怪梦，更多的，是把自己一辈子的遗憾和不甘，揉碎了写进去。
晚年的生活很清苦，有时连买笔墨的钱都凑不齐。可我不在乎，就像我在自勉联里写的：“有志者事竟成，破釜沉舟，百二秦关终属楚；苦心人天不负，卧薪尝胆，三千越甲可吞吴。” 这对联是给学生看的，也是说给我自己听的——即便科举之路堵死了，我的人生，还能用笔继续走下去。
如今我躺在蒲家庄的土炕上，窗外的月光洒在稿纸上，那些狐仙鬼怪的故事在我眼前晃动。我想起年轻时在贡院写文章的夜晚，想起游幕时见到的那些挣扎的身影，也想起那些被我写进书里的“孤愤”——原来，我这一生的所有悲欢，都藏在这些字里行间了。
第二章 文学成就与代表作
2.1 创作历程与作品体系
说起我的文章，得从什么时候算起呢？或许是在那些考场上落第的夜晚吧。我十七岁中了秀才，后来就一头扎进科举里，可这路走得越远，心里的“文章”就越多——不是写八股的文章，是那些记在破本子上的故事，是夜里睡不着时，对着月光琢磨的“鬼话”。
早年在淄川老家，每到乡试落第回来，父亲总叹气说“读书不成，写写杂记也好”。我便在窗棂下支张矮桌，把白天听来的村野奇闻、邻里悲欢记下来。有次听邻村张屠户说，他儿子夜里见过“白毛狐”偷鸡，回来时眼睛瞪得溜圆，说那狐妖的尾巴扫过墙，砖缝里竟长出几丛白草——这些零碎的“素材”，后来都成了《聊斋》里的“狐女”。
真正让我笔不停歇的，是中年游幕那十年。在宝应县给孙大人做幕僚时，白天看公文、写呈子，夜里就着油灯翻旧书，记下那些官场的明暗、民间的疾苦。高邮湖边见过船娘为躲税吏跳河，宝应城里听过戏班唱“戏台上的官老爷，比真官还狠三分”——这些事写不成八股，就写进“鬼狐”的本子里。有回给孙大人写催粮文书，见差役把百姓的牛牵走抵税，回来后我写了篇《牛鬼》，借牛的视角骂那世道，后来被孙大人看见，笑着说“你这‘鬼话’比公文厉害”。
晚年归隐蒲家庄，我才算有了“专心著书”的日子。七十岁那年，我在东厢房支起个“聊斋”，每天清晨教完村里孩子《论语》，就搬张藤椅到院子里，对着老槐树写故事。有时写到兴起，连饭都忘了吃；有时枯坐半天，一个字也写不出，就去灶房喝口热粥，听老婆子念叨“王阿姑又来求画了”。
除了《聊斋志异》，我还有些“不成气候”的文字。早年科举时写过《蒲松龄文集》，里面尽是酸溜溜的诗；游幕时把官场见闻写成《历字文》，后来都散了；晚年在村里教孩子，写过《日用俗字》《农桑经》，都是教他们认字、种地的。还有些零散的词稿，比如《忆江南》，写的是江南水乡的月亮，其实是我当年游幕时，夜里想家写的。这些东西虽不如《聊斋》出名，却都是我这一辈子“文章”的碎片——我的笔，从没停过。
2.2 《聊斋志异》的思想内涵与艺术特色
若说我最上心的“文章”，还是《聊斋志异》。这书里没有“之乎者也”，全是些狐仙鬼怪的故事，可每个字里，都藏着我心里的“话”。
年轻时考科举，我总觉得“文章千古事”，可现实是“十年寒窗，不如一纸荐书”。后来见多了官场的黑暗，才明白“举业”这条路，困住的是多少像我一样的读书人。《聊斋》里的《叶生》，写的是我自己啊——一个读书人，文章写得再好，也只能困在穷巷里，最后魂归故里还放不下“功名”。那故事里的叶生，连魂魄都要去考场“再考一次”，这何尝不是我心里的“孤愤”？
我写鬼狐，其实是写“人心”。聂小倩半夜来送金钗，却在夜里哭着说“我怕人”，这哪里是鬼？分明是我见过的那些孤苦女子，她们想讨口饭吃，却被世道逼得走投无路。《促织》里的成名，为了一只蟋蟀差点家破人亡，我想起游幕时见过的老农，为了交租子跪在衙门前，额头磕出血来——那些我写在纸上的“官”，都是真官，那些“鬼”，都是真人。
要说写法，我总觉得“用志怪写人心，用传奇摹世相”最是贴切。以前的志怪书，写的是“怪”，比如《搜神记》里的“麒麟吐火”，《酉阳杂俎》里的“狐妖变化”，看完只觉得“新奇”，却留不下什么。我要写的是“活”的故事：聂小倩会怯生生地问“公子怕我吗”，青凤会红着脸躲在表哥身后，这些“鬼狐”有血有肉，他们的喜怒哀乐，就是我们这些“活人”的影子。
语言上，我没学过什么“辞藻”，就像村里老人聊天，说“狐仙穿红袄”，我就写“红袄曳地，鬓边簪着两朵绿萼梅”；说“书生遇着鬼”，我就写“鬼影一晃，灯花噼啪一声，照见那女子青面獠牙”。半文半白，要的就是那个“嚼舌根”的味儿，读起来像听村口说书先生讲古，又像衙门里听判案的公堂话，不用多华丽，得让人觉得“哦，这是真事”。
最得意的，是书里那些“异史氏曰”。比如写《婴宁》后，我写“笑矣乎？笑矣乎？婴宁之笑，非真笑也，是哭也”——这哪里是评论，是我把心里的“泪”，混着墨写在纸尾，给懂的人看。
2.3 作品题材分类与文学创新
有人问我，你写的故事都差不多，无非是狐仙、鬼怪、精怪。可我总说：“这世上的人有千万种，故事就有千万种。”我的“聊斋”，就是把这千万种人心，装在“鬼狐”的壳子里。
题材上，我分过几类。第一类是“爱情”。《青凤》里的狐女青凤，和表哥耿去病相爱，却被家族拆散，后来青凤为了救耿生，甘愿变回狐狸；《阿宝》里的孙子楚，痴傻却痴情，为了娶阿宝，连手指都被狗咬断，最后阿宝还是被他的“诚”打动。这些故事里，没有才子佳人的俗套，写的是“情到深处，生死可弃”。我见过村里王婶，丈夫死了十年，还守着旧屋，说“他走了，我就把这屋子当‘聊斋’，天天跟他说话”——这不就是《阿宝》里的“情”吗？
第二类是“社会讽刺”。《促织》里的成名，为了给儿子治病，被迫去找蟋蟀，最后成了“促织郎”，朝廷却把他当“能吏”提拔；《梦狼》里的白翁，儿子在州官任上，把衙门变成“狼窝”，自己却变成老虎，最后被老虎咬死——这些哪里是写“梦”，分明是我在骂那些“官”。我在宝应时，见过孙大人的小舅子收税，把百姓的粮食全抢走，后来小舅子升了官，孙大人却笑着说“他这是‘狼性’，能办事”——我就把这“狼性”写进了《梦狼》。
第三类是“伦理道义”。《张诚》里的弟弟张诚，为了救哥哥张讷，甘愿被老虎吃掉，最后死而复生；《王桂庵》里的王生，和荆娘相爱，却被母亲拆散，荆娘夜里偷偷托梦给他，说“君若念我，可来坟前一哭”——这些故事里，没有“忠孝节义”的空喊，写的是最朴素的“人”：人要善良，要守诺，如果做不到，连“鬼”都不饶你。
有人说我是“孤愤之书”，其实我更愿说，这是“人心之书”。以前的志怪书，写的是“神”，我写的是“人”；以前的志怪书，写的是“怪”，我写的是“情”。那些狐狸会为情所困，那些女鬼会为义而死，那些精怪会为人间不平而哭——他们比人更懂“活着”的滋味，也比人更知道“活着”的难。
我写这些，不是为了标新立异，是因为我觉得：这世上最“怪”的，不是狐妖，是人；最“奇”的，不是鬼狐，是人心。我把这些“怪”和“奇”写出来，让后人看看：原来我们活着的样子，比最离奇的故事，还要离奇三分；原来那些我们不敢说的“愤”，都藏在这些“鬼狐”的眼睛里，等着被看见。
如今这些故事还在蒲家庄的纸堆里，我躺在炕上，摸着那本泛黄的《聊斋》，觉得自己这一辈子，没白活——我的“文章”，不是写进了科举的试卷里，而是写进了千万人心里。
第三章 思想观念与创作背景
3.1 科举失意对其创作心态的影响
落第后的头三年，我连门都不敢出。
那年秋闱，我揣着三十岁的希望，背着行囊去济南。考场上，看着案头的“朱卷”，脑子里全是“书中自有黄金屋”——可写着写着，墨锭突然断了，一滴浓墨溅在“经义”上，像个哭脸。交卷时，主考官盯着我写的“仁义礼智”，冷笑一声：“此等酸腐之语，也配谈治国？”
我灰溜溜回了蒲家庄，村里人看我的眼神都变了。以前说我“蒲家大儿有出息”，现在见我回来，都绕着走。有回村口张屠户家的狗见我就吠，他娘赶紧把狗拽开，说“别咬读书人，读书人是‘酸秀才’”——这话像针，扎得我心口疼。
夜里躺在炕上，我摸着那本磨破边的《四书》，突然觉得“功名”像场空梦。白天教孩子读“学而时习之”，夜里却连自己都学不进去。这时我才明白，我困在“科举”里太久，连“人”的滋味都忘了。
于是我开始写“鬼狐”。起初是写《叶生》——那个考了一辈子没考上，最后魂魄还去考场“再考一次”的书生。写完这篇，我把它贴在聊斋的墙上，对着它掉眼泪。叶生的愁，就是我的愁；叶生的恨，就是我的恨。后来我又写《司文郎》，借盲僧的鼻子闻文章好坏，骂那些“以貌取文”的考官，其实是在骂我自己当年的落第。
再后来，我干脆把那些“不成器”的文章烧了。与其在科举里“作践”自己，不如在“鬼狐”里写真话。夜里写累了，就爬起来喝口热粥，看窗外的月亮——那月亮和我年轻时在济南考场上看见的，一样圆，却比那时亮多了。我想，月亮也不会因为我落第，就不照蒲家庄的路了。
现在我懂了：科举没给我的，我从“鬼狐”里拿回来了。那些“孤愤”，那些“不甘”，都成了我笔下的“魂”。这或许就是老天爷的安排：关上“功名”的门，就会打开“文章”的窗。
3.2 民间信仰与人文关怀在作品中的体现
村里的老人总说我写的“狐仙”“鬼妖”，都是从土里长出来的。
这话不假。我打小听着“狐仙救阿黄”“山魈护樵夫”的故事长大。奶奶说，她小时候在坟地见过穿红袄的“鬼姑”，说那是十年前死在井边的小媳妇，夜里给人送水喝。这些“故事”没被写进“四书五经”，却在我心里扎了根——我觉得，鬼狐和人一样，都有“情”，有“欲”，有“不得已”。
所以我写《聂小倩》。她夜里来送金钗，不是为了害人，是怕我被妖术缠上；最后她为了救我，甘愿去“挖坟赎罪”。她的“恶”，是被逼出来的；她的“善”，是我见过的“人”里，少有的干净。王阿姑的丈夫死了十年，还守着旧屋说“他走了，我就把这屋子当‘聊斋’”——这不就是聂小倩的“善”吗？ 还有《青凤》。耿生在山里遇着狐女青凤，青凤的叔父非要拆散他们，说“狐人殊途”。可青凤为了耿生，宁愿被叔父打烂腿，也要守着他。这哪里是写“狐”？分明是写我见过的那些女子：李寡妇被后夫逼死，临死前还攥着旧手帕说“他走了，我就跟着走”——这些“人”的苦，我写不成“官话”，就写成“狐话”。
有人说我写鬼是“迷信”，可我觉得，“信鬼”不如“信人”。《促织》里的成名，为了儿子的命去捉蟋蟀，最后成了“促织郎”，朝廷却要拿他当“模范”。我写他，不是写“蟋蟀”，是写“人”的无奈。成名的“痴”，是被逼出来的；他的“福”，是老天爷赏的。这“福”里，藏着我对“人”的心疼。
我从不写“鬼神”的“神通”，只写“鬼神”的“人情”。狐仙会哭，鬼妖会笑，这比写“圣人”的“仁义”更实在。因为我见过太多“人”的苦：赶考的书生，游幕的幕僚，种地的老农……他们活着，比“鬼狐”更像“鬼狐”——明明是活人，却活得比“鬼”还苦，比“狐”还孤。
3.3 明清社会思潮与个人文学主张的关联
有人问我：“你写《聊斋》，是学李卓吾‘童心说’，还是学袁宏道‘性灵说’？”
我笑着摇头。我没读过那么多书，只知道“文章要写活人”。
这世道变了。明朝时，程朱理学把人捆得死死的，“存天理灭人欲”，可我在蒲家庄见过太多“天理”下的“人欲”：王生娶了悍妇，夜里不敢回家，却敢在外面和狐妖鬼混——这“人欲”里，藏着他的“性灵”。清朝入关后，科举更严，八股取士把“文”变成了“空壳”。我教村里孩子读“之乎者也”，他们背得滚瓜烂熟，却不知道“之乎者也”是啥意思。
写《聊斋》，不是为了“标新立异”，是为了让后人看见：我们的老祖宗，也像我一样，被“功名”困住，被“礼教”压着，只能在夜里，对着月亮哭一场，然后爬起来，把心里的话写在纸上。
我主张“文以载道”，但这“道”不是程朱的“道”，是“人”的道。《阿宝》里的孙子楚，为了娶阿宝，把手指头咬断，说“手指断了，心还在”——这“心”，就是我要的“道”：人活着，得有“真”，得有“诚”。
有人说我“叛逆”，我却觉得自己“本分”。夜里写累了，就爬起来喝口热粥，看窗外的月亮——这月亮和我年轻时在济南考场上看见的，一样圆，却比那时亮多了。我想告诉后人：文章的魂不在“科场”里，而在“人心”里。
第四章 文学影响与后世评价
4.1 《聊斋志异》的传播脉络与版本演变
《聊斋志异》的“身世”，倒比我笔下的狐仙鬼怪更曲折些。
生前我将手稿藏在书箧里，偶尔给好友王鹿瞻、唐梦赉看。他们总说“这书该让天下人看看”，可我一介寒士，哪有能力刊刻？直到我七十三岁那年，弟子们偷偷把《聊斋》的故事抄录下来，在济南书坊“铸雪斋”刻板印行。这便是最早的《聊斋志异》刻本——后来学者们叫它“铸雪斋抄本”。
真正让《聊斋》走出乡野的，是我死后五十年。王士祯先生当年读了我的手稿，拍着案几说“姑妄言之姑听之”，这句戏言反倒成了《聊斋》的“护身符”。后来有位叫但明伦的官员，在山东做学政时，把我零散的故事重新整理，用“青柯亭”的字号刊刻出版，这便是流传最广的“青柯亭本”。
如今书坊里的版本更多了。我常听书坊伙计说，日本、朝鲜的商船都来买我的“《聊斋》”，说那些“狐仙”“鬼怪”比他们本国的“物语”更有“人情味儿”。前几日还有个西洋人托人来问：“你们中国人的‘鬼’，也会谈恋爱？”我听了只笑——哪是我们的“鬼”会谈恋爱，是我们的“人”，太会写“情”了！
从乡野抄本到京城刻本，从文言到白话改编，《聊斋》就像一株被移植的兰草，在不同的土壤里开出了不同的花。这大概就是“文章”的魔力：它不被时光掩埋，反而会随着岁月流转，长出新的枝桠。
4.2 对中国文学、戏曲及民间文化的深远影响
说到《聊斋》的影响，我想起当年在济南游幕时，见过戏班子演《聂小倩》。那台上的女鬼白衣胜雪，对着宁采臣哭诉“怕人看我的脸”，台下看客哭得比戏里人还凶。我站在角落里想：原来我的文字，早已从纸上“活”到了戏台。
后来《红楼梦》里也有《聊斋》的影子。宝黛二人共读《西厢记》，那“情到深处”的痴，和《婴宁》里“笑不可止”的憨，何其相似！曹雪芹先生写“太虚幻境”，或许就从我的“狐鬼世界”里，偷了几分“真假虚实”的笔法。
戏曲改编更是多。光是“聂小倩”的故事，就被改编成昆曲、京剧、越剧二十多种。记得去年有位戏班班主对我说，他们演《胭脂》时，台下老听客竟跟着台上骂“糊涂官”——这骂声，和我当年在科场外听见的“怨声”，一模一样。
民间文化里，《聊斋》的故事早成了“活教材”。乡下老人哄孩子，说“别贪玩，不然画皮鬼把你脸扒了”；说书先生在茶馆里讲“促织”，听众听得拍案叫绝，以为那“蟋蟀”真会“斗智”。这些都不是我教的，是百姓自己从《聊斋》里“学”来的——他们把我的“文字”，嚼碎了，咽进了日子里。
最让我意外的是，连“鬼怪”都成了“名人”。前阵子有个赶考的书生，路过我的墓前，竟对着坟头说：“蒲先生，您笔下的‘鬼狐’，比我读的圣贤书还能‘劝人’。”我在地下听了，倒想笑：原来“孤愤之书”，真能变成“人间镜子”。
4.3 历代文人学者的评价与学术研究成果
身后名，是我当年想都不敢想的东西。
王士祯先生是第一个“点赞”的。他说我的故事“裁云缝月，亦诗亦史”，这话让我夜里读三遍都不困。可也有说我“荒诞不经”的，比如纪昀先生，他在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里说“聊斋之书，虽为‘孤愤’之作，然终属‘才子之笔，仙人之谈’”——这话像个逗号，把我的“愤”和他的“正”都圈了起来。
到了近世，鲁迅先生在《中国小说史略》里说：“《聊斋志异》独于详尽之外，示以平常，使花妖狐魅，多具人情，和易可亲，忘为异类。”这句话让我想起当年在灯下写《青凤》时，青凤抱着耿生哭的样子——原来百年后，还有人懂她的“痴”。
现在学界研究我的人越来越多。有位日本学者写《聊斋志异考》，说我“用文言写白话情”，把我的“狐仙”和江户时代的“浮世绘”相提并论。还有位女先生研究《阿宝》里的孙子楚，说“他的‘痴’，是对‘情’的绝对信仰”。这些研究像“显微镜”，把我当年没说透的“话”，一点点找了出来。
去年清明，有个穿中山装的年轻人在我坟前立了块木牌，上面写着“蒲松龄先生，您的‘聊斋精神’，至今活着”。我摸着坟头的土，突然觉得：我写《聊斋》，是为了“不平”；后世读《聊斋》，是为了“共情”。这大概就是“文章不死”的道理——它像我笔下的狐仙，活在“读者”的心里，比我的名字活得更久。
（第四章完）
第五章 轶事典故与精神遗产
5.1 自勉联与“聊斋精神”的象征意义
那年冬天，我缩在书斋里，窗外北风呼呼叫，砚台里的墨都冻住了。案头堆着落第的试卷，墙上糊着的旧纸被老鼠啃出几个洞，连窗棂都漏着风。我对着空无一人的屋子，突然抓起笔，在宣纸上写：“有志者，事竟成，破釜沉舟，百二秦关终属楚。”写完又觉得不够，再添一行：“苦心人，天不负，卧薪尝胆，三千越甲可吞吴。”
这副自勉联，我后来常对弟子们说：“是我写给自己的‘护身符’。”年轻时我总觉得，只要考中功名，就能像范仲淹说的“先忧后乐”，把天下事扛在肩上。可科场失意十年，我才明白：这世上最“难”的，是让自己“不放弃”。
那年冬天，我就靠着这副对联“熬”过了最难的日子。夜里写稿累了，看看墙上的字，就想起项羽能破秦关，勾践能吞吴地——他们的“志”，不是喊出来的，是咬着牙做出来的。后来我写《聊斋》，那些“花妖狐魅”的故事，其实都是我心里的“不平事”：宁采臣的“憨”，是我对“老实人”的疼惜；婴宁的“笑”，是我对“活得太苦”的人，偷偷塞一把甜糖。
如今我躺在柳泉边的土坟里，常想：这“聊斋精神”到底是啥？不过是“写鬼写妖，高人一等；刺贪刺虐，入骨三分”的倔强吧。当年我在科场摔得头破血流，转头就把这些“伤口”写成了故事——这或许就是我的“精神”：不跟命运硬碰硬，却用文字给它刻下一道“痕”。
5.2 民间传说与文人交往中的形象
我在柳泉设茶摊的故事，怕是早就传开了。
当年我游幕归来，身子骨差了，就不再四处奔波。在村口那棵老槐树下摆个小茶桌，带个粗瓷茶壶，听村里人讲“狐仙”“鬼怪”的故事。有回一个货郎说，他在山里见过“白衣女子”，对着月亮梳头，头发长到能盖住半座山。我赶紧问：“她脸好看吗？”货郎摇头：“白得像纸，没眼睛，可那手……摸起来凉丝丝的。”
后来这“没眼睛的白衣女子”，就成了《画皮》里的“恶鬼”。
也有文人笑话我：“蒲先生，你写的鬼故事，比《搜神记》还怪。”可他们哪里知道，我茶摊边的“故事”，都是从“活人口里”捡来的珍珠。有个瞎眼老秀才说，他年轻时遇见过“鬼送灯”，那灯火明明灭灭，却给他指了条赶考的路——后来我写《叶生》，叶生魂归故里，说“魂来”，其实是把这“人间温情”写进了鬼故事。
至于和文人交往，唐梦赉先生总说我“文心太孤”。那年他来看我，见我案头堆着《聊斋》手稿，叹口气：“你写这些‘狐鬼’，是想让天下人忘了科举的苦？”我给他倒茶：“先生，这世上苦的人多了，我写‘鬼’，是想让他们看见‘人’的样子——哪怕是鬼，也有‘情’。”
前几日有个穿长衫的年轻人来我的坟前，手里捧着我当年的茶罐，说：“蒲先生，民间说您‘面如病虎，目若寒星’，其实是个‘热心肠’的人。”我摸着坟头的土笑了——原来我这辈子，没做过什么大事，可这“热心肠”，倒成了我留给世人的“画像”。
5.3 对当代文化创作的启示与传承
如今的年轻人，总爱翻我的“旧书”。
前几日听戏班班主说，他们把《聊斋》改成了“沉浸式戏曲”，观众能坐在台下看“聂小倩”梳妆，听“画皮鬼”讲“人心”。我在地下听了，倒想问问那女鬼：“你可知道，现在的年轻人，连‘鬼’都比我懂‘情’？”
还有人拍了《聊斋》的影视剧，镜头里的“婴宁”，笑得没心没肺，像极了今天的姑娘。我想起当年写她时，只觉得“痴人自有痴福”，没想到百年后，竟成了“治愈”的范本。前阵子有个小姑娘给我托梦，说她失恋了，看了《阿宝》，哭着说“原来‘情’不是‘占有’，是‘成全’”——这哪里是我的故事，分明是他们把“我的话”，嚼碎了，咽进了日子里。
我写《聊斋》，从没想过“传世”。那时只觉得，天下人受了委屈，总该有个地方“喊冤”。后来才懂：“喊冤”的地方，就是我笔下的“狐鬼世界”。现在的人，用短视频拍“画皮”，用网文写“促织”，说“这是蒲松龄的‘精神’”——我才明白，“精神”不是刻在碑上的字，是活在人心里的“真”。
去年清明，有个穿西装的年轻人在我坟前立了块木牌，上面写着：“蒲先生，您的‘聊斋精神’，是让每个‘小人物’都有‘被看见’的权利。”我摸着木牌，突然觉得：我这辈子写的，哪里是“鬼狐”，是“人”啊——那些在生活里挣扎的人，那些不敢喊出“不平”的人，那些偷偷把“希望”藏在心底的人。
原来我的“精神遗产”，从来不是“故事”，是“相信”：相信文字能穿透黑暗，相信“情”能战胜一切，相信哪怕做个“孤愤之人”，也要把“真”字写到底。
（第五章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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