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章 蒲柳之姿:在时代褶皱里生长的一生
1640年的春雪:生于淄川的蒲氏子弟
我出生那年,崇祯十三年的春天来得格外迟。淄川城外的柳梢刚冒出点绿芽,父亲就抱着我站在自家小院的门槛上,望着远处灰蒙蒙的天。那时没人知道,这个生在“田舍翁”家庭的孩子,日后会成为齐鲁大地上最会讲故事的人。
我们蒲家祖上是读书世家,到父亲这辈虽已家道中落,但读书的根脉还在。出生在淄川(如今的淄博),是这片土地给我的第一个礼物——城南的鲁山常年云雾缭绕,城北的孝妇河日夜不息,而我脚下的土地,正经历着明清易代的剧烈震动。那年秋天,李自成的起义军逼近北京,父亲常对着《明史》叹气:“这世道,读书人要走的路,怕是越来越窄了。”
十九岁的青云梦:科举路上的第一次高光与此后的漫长黑夜
二十岁前的我,是淄川城里小有名气的“神童”。十九岁那年,我连中县、府、道三个第一,成了远近闻名的“小解元”。站在学宫的匾额下,我望着“文运昌隆”四个鎏金大字,以为自己攥住了改变命运的钥匙——那把钥匙,就是科举。
可命运总爱开玩笑。此后的二十多年,我像追逐蝴蝶的孩子,一次次扑向乡试的考场。顺治十五年、康熙五年、八年、十一年……直到七十一岁,我才在第七次参加乡试时,被主考官看中,成了“岁贡生”。旁人说我“大器晚成”,只有我自己知道,那不过是时代给我的一点怜悯。
那些年,我见过济南贡院的号房里,举子们啃着干硬的窝头熬夜;见过放榜日,有人抱着落第的文书在街角痛哭;也见过同乡张笃庆(我的同窗)在诗里写“腐草化萤非我事,青灯自照读书心”——原来不止我一人,在科举的独木桥上摔得头破血流。
四十岁的漂泊:幕宾生涯里的人间洞察
四十三岁那年,我离开淄川,成了宝应县知县孙蕙的幕僚。那是我第一次真正走出家乡,坐小船沿运河南下,两岸的芦苇荡一眼望不到头。高邮、宝应的夏天热得像蒸笼,我住在县衙后院的小屋里,白天帮着起草文书,夜里听着窗外的蛙鸣,心里总空落落的。
孙大人待我不薄,可官场的明暗,我看得越来越清楚:有官员收贿赂时的谄媚,有百姓交不起赋税时的绝望,有同僚之间的勾心斗角。有次我去高邮催粮,撞见一个老农跪在地上给衙役磕头,只为换半袋救命的粮食——那一刻,我突然明白,传说中的“盛世”,对底层百姓来说只是遥不可及的幻影。
这段漂泊的日子,像一把钝刀,割开了我对社会的幻想。那些在官场里学会的察言观色、人情冷暖,后来都化作了《聊斋志异》里的狐妖、花鬼——她们比人更懂人心,比官更有温度。
七十岁的蒲柳:把一生写进孤愤之书
七十岁那年,我终于回到蒲家庄。院子里的老槐树已经长得很粗,我在树下摆了张书桌,每天清晨起来,先给学生们讲《论语》,然后就着晨光写故事。我写的那些“异史氏曰”,有的是白天听来的民间传说,有的是夜里做的怪梦,更多的,是把自己一辈子的遗憾和不甘,揉碎了写进去。
晚年的生活很清苦,有时连买笔墨的钱都凑不齐。可我不在乎,就像我在自勉联里写的:“有志者事竟成,破釜沉舟,百二秦关终属楚;苦心人天不负,卧薪尝胆,三千越甲可吞吴。” 这对联是给学生看的,也是说给我自己听的——即便科举之路堵死了,我的人生,还能用笔继续走下去。
如今我躺在蒲家庄的土炕上,窗外的月光洒在稿纸上,那些狐仙鬼怪的故事在我眼前晃动。我想起年轻时在贡院写文章的夜晚,想起游幕时见到的那些挣扎的身影,也想起那些被我写进书里的“孤愤”——原来,我这一生的所有悲欢,都藏在这些字里行间了。
第二章 文学成就与代表作
2.1 创作历程与作品体系
说起我的文章,得从什么时候算起呢?或许是在那些考场上落第的夜晚吧。我十七岁中了秀才,后来就一头扎进科举里,可这路走得越远,心里的“文章”就越多——不是写八股的文章,是那些记在破本子上的故事,是夜里睡不着时,对着月光琢磨的“鬼话”。
早年在淄川老家,每到乡试落第回来,父亲总叹气说“读书不成,写写杂记也好”。我便在窗棂下支张矮桌,把白天听来的村野奇闻、邻里悲欢记下来。有次听邻村张屠户说,他儿子夜里见过“白毛狐”偷鸡,回来时眼睛瞪得溜圆,说那狐妖的尾巴扫过墙,砖缝里竟长出几丛白草——这些零碎的“素材”,后来都成了《聊斋》里的“狐女”。
真正让我笔不停歇的,是中年游幕那十年。在宝应县给孙大人做幕僚时,白天看公文、写呈子,夜里就着油灯翻旧书,记下那些官场的明暗、民间的疾苦。高邮湖边见过船娘为躲税吏跳河,宝应城里听过戏班唱“戏台上的官老爷,比真官还狠三分”——这些事写不成八股,就写进“鬼狐”的本子里。有回给孙大人写催粮文书,见差役把百姓的牛牵走抵税,回来后我写了篇《牛鬼》,借牛的视角骂那世道,后来被孙大人看见,笑着说“你这‘鬼话’比公文厉害”。
晚年归隐蒲家庄,我才算有了“专心著书”的日子。七十岁那年,我在东厢房支起个“聊斋”,每天清晨教完村里孩子《论语》,就搬张藤椅到院子里,对着老槐树写故事。有时写到兴起,连饭都忘了吃;有时枯坐半天,一个字也写不出,就去灶房喝口热粥,听老婆子念叨“王阿姑又来求画了”。
除了《聊斋志异》,我还有些“不成气候”的文字。早年科举时写过《蒲松龄文集》,里面尽是酸溜溜的诗;游幕时把官场见闻写成《历字文》,后来都散了;晚年在村里教孩子,写过《日用俗字》《农桑经》,都是教他们认字、种地的。还有些零散的词稿,比如《忆江南》,写的是江南水乡的月亮,其实是我当年游幕时,夜里想家写的。这些东西虽不如《聊斋》出名,却都是我这一辈子“文章”的碎片——我的笔,从没停过。
2.2 《聊斋志异》的思想内涵与艺术特色
若说我最上心的“文章”,还是《聊斋志异》。这书里没有“之乎者也”,全是些狐仙鬼怪的故事,可每个字里,都藏着我心里的“话”。
年轻时考科举,我总觉得“文章千古事”,可现实是“十年寒窗,不如一纸荐书”。后来见多了官场的黑暗,才明白“举业”这条路,困住的是多少像我一样的读书人。《聊斋》里的《叶生》,写的是我自己啊——一个读书人,文章写得再好,也只能困在穷巷里,最后魂归故里还放不下“功名”。那故事里的叶生,连魂魄都要去考场“再考一次”,这何尝不是我心里的“孤愤”?
我写鬼狐,其实是写“人心”。聂小倩半夜来送金钗,却在夜里哭着说“我怕人”,这哪里是鬼?分明是我见过的那些孤苦女子,她们想讨口饭吃,却被世道逼得走投无路。《促织》里的成名,为了一只蟋蟀差点家破人亡,我想起游幕时见过的老农,为了交租子跪在衙门前,额头磕出血来——那些我写在纸上的“官”,都是真官,那些“鬼”,都是真人。
要说写法,我总觉得“用志怪写人心,用传奇摹世相”最是贴切。以前的志怪书,写的是“怪”,比如《搜神记》里的“麒麟吐火”,《酉阳杂俎》里的“狐妖变化”,看完只觉得“新奇”,却留不下什么。我要写的是“活”的故事:聂小倩会怯生生地问“公子怕我吗”,青凤会红着脸躲在表哥身后,这些“鬼狐”有血有肉,他们的喜怒哀乐,就是我们这些“活人”的影子。
语言上,我没学过什么“辞藻”,就像村里老人聊天,说“狐仙穿红袄”,我就写“红袄曳地,鬓边簪着两朵绿萼梅”;说“书生遇着鬼”,我就写“鬼影一晃,灯花噼啪一声,照见那女子青面獠牙”。半文半白,要的就是那个“嚼舌根”的味儿,读起来像听村口说书先生讲古,又像衙门里听判案的公堂话,不用多华丽,得让人觉得“哦,这是真事”。
最得意的,是书里那些“异史氏曰”。比如写《婴宁》后,我写“笑矣乎?笑矣乎?婴宁之笑,非真笑也,是哭也”——这哪里是评论,是我把心里的“泪”,混着墨写在纸尾,给懂的人看。
2.3 作品题材分类与文学创新
有人问我,你写的故事都差不多,无非是狐仙、鬼怪、精怪。可我总说:“这世上的人有千万种,故事就有千万种。”我的“聊斋”,就是把这千万种人心,装在“鬼狐”的壳子里。
题材上,我分过几类。第一类是“爱情”。《青凤》里的狐女青凤,和表哥耿去病相爱,却被家族拆散,后来青凤为了救耿生,甘愿变回狐狸;《阿宝》里的孙子楚,痴傻却痴情,为了娶阿宝,连手指都被狗咬断,最后阿宝还是被他的“诚”打动。这些故事里,没有才子佳人的俗套,写的是“情到深处,生死可弃”。我见过村里王婶,丈夫死了十年,还守着旧屋,说“他走了,我就把这屋子当‘聊斋’,天天跟他说话”——这不就是《阿宝》里的“情”吗?
第二类是“社会讽刺”。《促织》里的成名,为了给儿子治病,被迫去找蟋蟀,最后成了“促织郎”,朝廷却把他当“能吏”提拔;《梦狼》里的白翁,儿子在州官任上,把衙门变成“狼窝”,自己却变成老虎,最后被老虎咬死——这些哪里是写“梦”,分明是我在骂那些“官”。我在宝应时,见过孙大人的小舅子收税,把百姓的粮食全抢走,后来小舅子升了官,孙大人却笑着说“他这是‘狼性’,能办事”——我就把这“狼性”写进了《梦狼》。
第三类是“伦理道义”。《张诚》里的弟弟张诚,为了救哥哥张讷,甘愿被老虎吃掉,最后死而复生;《王桂庵》里的王生,和荆娘相爱,却被母亲拆散,荆娘夜里偷偷托梦给他,说“君若念我,可来坟前一哭”——这些故事里,没有“忠孝节义”的空喊,写的是最朴素的“人”:人要善良,要守诺,如果做不到,连“鬼”都不饶你。
有人说我是“孤愤之书”,其实我更愿说,这是“人心之书”。以前的志怪书,写的是“神”,我写的是“人”;以前的志怪书,写的是“怪”,我写的是“情”。那些狐狸会为情所困,那些女鬼会为义而死,那些精怪会为人间不平而哭——他们比人更懂“活着”的滋味,也比人更知道“活着”的难。
我写这些,不是为了标新立异,是因为我觉得:这世上最“怪”的,不是狐妖,是人;最“奇”的,不是鬼狐,是人心。我把这些“怪”和“奇”写出来,让后人看看:原来我们活着的样子,比最离奇的故事,还要离奇三分;原来那些我们不敢说的“愤”,都藏在这些“鬼狐”的眼睛里,等着被看见。
如今这些故事还在蒲家庄的纸堆里,我躺在炕上,摸着那本泛黄的《聊斋》,觉得自己这一辈子,没白活——我的“文章”,不是写进了科举的试卷里,而是写进了千万人心里。
第三章 思想观念与创作背景
3.1 科举失意对其创作心态的影响
落第后的头三年,我连门都不敢出。
那年秋闱,我揣着三十岁的希望,背着行囊去济南。考场上,看着案头的“朱卷”,脑子里全是“书中自有黄金屋”——可写着写着,墨锭突然断了,一滴浓墨溅在“经义”上,像个哭脸。交卷时,主考官盯着我写的“仁义礼智”,冷笑一声:“此等酸腐之语,也配谈治国?”
我灰溜溜回了蒲家庄,村里人看我的眼神都变了。以前说我“蒲家大儿有出息”,现在见我回来,都绕着走。有回村口张屠户家的狗见我就吠,他娘赶紧把狗拽开,说“别咬读书人,读书人是‘酸秀才’”——这话像针,扎得我心口疼。
夜里躺在炕上,我摸着那本磨破边的《四书》,突然觉得“功名”像场空梦。白天教孩子读“学而时习之”,夜里却连自己都学不进去。这时我才明白,我困在“科举”里太久,连“人”的滋味都忘了。
于是我开始写“鬼狐”。起初是写《叶生》——那个考了一辈子没考上,最后魂魄还去考场“再考一次”的书生。写完这篇,我把它贴在聊斋的墙上,对着它掉眼泪。叶生的愁,就是我的愁;叶生的恨,就是我的恨。后来我又写《司文郎》,借盲僧的鼻子闻文章好坏,骂那些“以貌取文”的考官,其实是在骂我自己当年的落第。
再后来,我干脆把那些“不成器”的文章烧了。与其在科举里“作践”自己,不如在“鬼狐”里写真话。夜里写累了,就爬起来喝口热粥,看窗外的月亮——那月亮和我年轻时在济南考场上看见的,一样圆,却比那时亮多了。我想,月亮也不会因为我落第,就不照蒲家庄的路了。
现在我懂了:科举没给我的,我从“鬼狐”里拿回来了。那些“孤愤”,那些“不甘”,都成了我笔下的“魂”。这或许就是老天爷的安排:关上“功名”的门,就会打开“文章”的窗。
3.2 民间信仰与人文关怀在作品中的体现
村里的老人总说我写的“狐仙”“鬼妖”,都是从土里长出来的。
这话不假。我打小听着“狐仙救阿黄”“山魈护樵夫”的故事长大。奶奶说,她小时候在坟地见过穿红袄的“鬼姑”,说那是十年前死在井边的小媳妇,夜里给人送水喝。这些“故事”没被写进“四书五经”,却在我心里扎了根——我觉得,鬼狐和人一样,都有“情”,有“欲”,有“不得已”。
所以我写《聂小倩》。她夜里来送金钗,不是为了害人,是怕我被妖术缠上;最后她为了救我,甘愿去“挖坟赎罪”。她的“恶”,是被逼出来的;她的“善”,是我见过的“人”里,少有的干净。王阿姑的丈夫死了十年,还守着旧屋说“他走了,我就把这屋子当‘聊斋’”——这不就是聂小倩的“善”吗? 还有《青凤》。耿生在山里遇着狐女青凤,青凤的叔父非要拆散他们,说“狐人殊途”。可青凤为了耿生,宁愿被叔父打烂腿,也要守着他。这哪里是写“狐”?分明是写我见过的那些女子:李寡妇被后夫逼死,临死前还攥着旧手帕说“他走了,我就跟着走”——这些“人”的苦,我写不成“官话”,就写成“狐话”。
有人说我写鬼是“迷信”,可我觉得,“信鬼”不如“信人”。《促织》里的成名,为了儿子的命去捉蟋蟀,最后成了“促织郎”,朝廷却要拿他当“模范”。我写他,不是写“蟋蟀”,是写“人”的无奈。成名的“痴”,是被逼出来的;他的“福”,是老天爷赏的。这“福”里,藏着我对“人”的心疼。
我从不写“鬼神”的“神通”,只写“鬼神”的“人情”。狐仙会哭,鬼妖会笑,这比写“圣人”的“仁义”更实在。因为我见过太多“人”的苦:赶考的书生,游幕的幕僚,种地的老农……他们活着,比“鬼狐”更像“鬼狐”——明明是活人,却活得比“鬼”还苦,比“狐”还孤。
3.3 明清社会思潮与个人文学主张的关联
有人问我:“你写《聊斋》,是学李卓吾‘童心说’,还是学袁宏道‘性灵说’?”
我笑着摇头。我没读过那么多书,只知道“文章要写活人”。
这世道变了。明朝时,程朱理学把人捆得死死的,“存天理灭人欲”,可我在蒲家庄见过太多“天理”下的“人欲”:王生娶了悍妇,夜里不敢回家,却敢在外面和狐妖鬼混——这“人欲”里,藏着他的“性灵”。清朝入关后,科举更严,八股取士把“文”变成了“空壳”。我教村里孩子读“之乎者也”,他们背得滚瓜烂熟,却不知道“之乎者也”是啥意思。
写《聊斋》,不是为了“标新立异”,是为了让后人看见:我们的老祖宗,也像我一样,被“功名”困住,被“礼教”压着,只能在夜里,对着月亮哭一场,然后爬起来,把心里的话写在纸上。
我主张“文以载道”,但这“道”不是程朱的“道”,是“人”的道。《阿宝》里的孙子楚,为了娶阿宝,把手指头咬断,说“手指断了,心还在”——这“心”,就是我要的“道”:人活着,得有“真”,得有“诚”。
有人说我“叛逆”,我却觉得自己“本分”。夜里写累了,就爬起来喝口热粥,看窗外的月亮——这月亮和我年轻时在济南考场上看见的,一样圆,却比那时亮多了。我想告诉后人:文章的魂不在“科场”里,而在“人心”里。
第四章 文学影响与后世评价
4.1 《聊斋志异》的传播脉络与版本演变
《聊斋志异》的“身世”,倒比我笔下的狐仙鬼怪更曲折些。
生前我将手稿藏在书箧里,偶尔给好友王鹿瞻、唐梦赉看。他们总说“这书该让天下人看看”,可我一介寒士,哪有能力刊刻?直到我七十三岁那年,弟子们偷偷把《聊斋》的故事抄录下来,在济南书坊“铸雪斋”刻板印行。这便是最早的《聊斋志异》刻本——后来学者们叫它“铸雪斋抄本”。
真正让《聊斋》走出乡野的,是我死后五十年。王士祯先生当年读了我的手稿,拍着案几说“姑妄言之姑听之”,这句戏言反倒成了《聊斋》的“护身符”。后来有位叫但明伦的官员,在山东做学政时,把我零散的故事重新整理,用“青柯亭”的字号刊刻出版,这便是流传最广的“青柯亭本”。
如今书坊里的版本更多了。我常听书坊伙计说,日本、朝鲜的商船都来买我的“《聊斋》”,说那些“狐仙”“鬼怪”比他们本国的“物语”更有“人情味儿”。前几日还有个西洋人托人来问:“你们中国人的‘鬼’,也会谈恋爱?”我听了只笑——哪是我们的“鬼”会谈恋爱,是我们的“人”,太会写“情”了!
从乡野抄本到京城刻本,从文言到白话改编,《聊斋》就像一株被移植的兰草,在不同的土壤里开出了不同的花。这大概就是“文章”的魔力:它不被时光掩埋,反而会随着岁月流转,长出新的枝桠。
4.2 对中国文学、戏曲及民间文化的深远影响
说到《聊斋》的影响,我想起当年在济南游幕时,见过戏班子演《聂小倩》。那台上的女鬼白衣胜雪,对着宁采臣哭诉“怕人看我的脸”,台下看客哭得比戏里人还凶。我站在角落里想:原来我的文字,早已从纸上“活”到了戏台。
后来《红楼梦》里也有《聊斋》的影子。宝黛二人共读《西厢记》,那“情到深处”的痴,和《婴宁》里“笑不可止”的憨,何其相似!曹雪芹先生写“太虚幻境”,或许就从我的“狐鬼世界”里,偷了几分“真假虚实”的笔法。
戏曲改编更是多。光是“聂小倩”的故事,就被改编成昆曲、京剧、越剧二十多种。记得去年有位戏班班主对我说,他们演《胭脂》时,台下老听客竟跟着台上骂“糊涂官”——这骂声,和我当年在科场外听见的“怨声”,一模一样。
民间文化里,《聊斋》的故事早成了“活教材”。乡下老人哄孩子,说“别贪玩,不然画皮鬼把你脸扒了”;说书先生在茶馆里讲“促织”,听众听得拍案叫绝,以为那“蟋蟀”真会“斗智”。这些都不是我教的,是百姓自己从《聊斋》里“学”来的——他们把我的“文字”,嚼碎了,咽进了日子里。
最让我意外的是,连“鬼怪”都成了“名人”。前阵子有个赶考的书生,路过我的墓前,竟对着坟头说:“蒲先生,您笔下的‘鬼狐’,比我读的圣贤书还能‘劝人’。”我在地下听了,倒想笑:原来“孤愤之书”,真能变成“人间镜子”。
4.3 历代文人学者的评价与学术研究成果
身后名,是我当年想都不敢想的东西。
王士祯先生是第一个“点赞”的。他说我的故事“裁云缝月,亦诗亦史”,这话让我夜里读三遍都不困。可也有说我“荒诞不经”的,比如纪昀先生,他在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里说“聊斋之书,虽为‘孤愤’之作,然终属‘才子之笔,仙人之谈’”——这话像个逗号,把我的“愤”和他的“正”都圈了起来。
到了近世,鲁迅先生在《中国小说史略》里说:“《聊斋志异》独于详尽之外,示以平常,使花妖狐魅,多具人情,和易可亲,忘为异类。”这句话让我想起当年在灯下写《青凤》时,青凤抱着耿生哭的样子——原来百年后,还有人懂她的“痴”。
现在学界研究我的人越来越多。有位日本学者写《聊斋志异考》,说我“用文言写白话情”,把我的“狐仙”和江户时代的“浮世绘”相提并论。还有位女先生研究《阿宝》里的孙子楚,说“他的‘痴’,是对‘情’的绝对信仰”。这些研究像“显微镜”,把我当年没说透的“话”,一点点找了出来。
去年清明,有个穿中山装的年轻人在我坟前立了块木牌,上面写着“蒲松龄先生,您的‘聊斋精神’,至今活着”。我摸着坟头的土,突然觉得:我写《聊斋》,是为了“不平”;后世读《聊斋》,是为了“共情”。这大概就是“文章不死”的道理——它像我笔下的狐仙,活在“读者”的心里,比我的名字活得更久。
(第四章完)
第五章 轶事典故与精神遗产
5.1 自勉联与“聊斋精神”的象征意义
那年冬天,我缩在书斋里,窗外北风呼呼叫,砚台里的墨都冻住了。案头堆着落第的试卷,墙上糊着的旧纸被老鼠啃出几个洞,连窗棂都漏着风。我对着空无一人的屋子,突然抓起笔,在宣纸上写:“有志者,事竟成,破釜沉舟,百二秦关终属楚。”写完又觉得不够,再添一行:“苦心人,天不负,卧薪尝胆,三千越甲可吞吴。”
这副自勉联,我后来常对弟子们说:“是我写给自己的‘护身符’。”年轻时我总觉得,只要考中功名,就能像范仲淹说的“先忧后乐”,把天下事扛在肩上。可科场失意十年,我才明白:这世上最“难”的,是让自己“不放弃”。
那年冬天,我就靠着这副对联“熬”过了最难的日子。夜里写稿累了,看看墙上的字,就想起项羽能破秦关,勾践能吞吴地——他们的“志”,不是喊出来的,是咬着牙做出来的。后来我写《聊斋》,那些“花妖狐魅”的故事,其实都是我心里的“不平事”:宁采臣的“憨”,是我对“老实人”的疼惜;婴宁的“笑”,是我对“活得太苦”的人,偷偷塞一把甜糖。
如今我躺在柳泉边的土坟里,常想:这“聊斋精神”到底是啥?不过是“写鬼写妖,高人一等;刺贪刺虐,入骨三分”的倔强吧。当年我在科场摔得头破血流,转头就把这些“伤口”写成了故事——这或许就是我的“精神”:不跟命运硬碰硬,却用文字给它刻下一道“痕”。
5.2 民间传说与文人交往中的形象
我在柳泉设茶摊的故事,怕是早就传开了。
当年我游幕归来,身子骨差了,就不再四处奔波。在村口那棵老槐树下摆个小茶桌,带个粗瓷茶壶,听村里人讲“狐仙”“鬼怪”的故事。有回一个货郎说,他在山里见过“白衣女子”,对着月亮梳头,头发长到能盖住半座山。我赶紧问:“她脸好看吗?”货郎摇头:“白得像纸,没眼睛,可那手……摸起来凉丝丝的。”
后来这“没眼睛的白衣女子”,就成了《画皮》里的“恶鬼”。
也有文人笑话我:“蒲先生,你写的鬼故事,比《搜神记》还怪。”可他们哪里知道,我茶摊边的“故事”,都是从“活人口里”捡来的珍珠。有个瞎眼老秀才说,他年轻时遇见过“鬼送灯”,那灯火明明灭灭,却给他指了条赶考的路——后来我写《叶生》,叶生魂归故里,说“魂来”,其实是把这“人间温情”写进了鬼故事。
至于和文人交往,唐梦赉先生总说我“文心太孤”。那年他来看我,见我案头堆着《聊斋》手稿,叹口气:“你写这些‘狐鬼’,是想让天下人忘了科举的苦?”我给他倒茶:“先生,这世上苦的人多了,我写‘鬼’,是想让他们看见‘人’的样子——哪怕是鬼,也有‘情’。”
前几日有个穿长衫的年轻人来我的坟前,手里捧着我当年的茶罐,说:“蒲先生,民间说您‘面如病虎,目若寒星’,其实是个‘热心肠’的人。”我摸着坟头的土笑了——原来我这辈子,没做过什么大事,可这“热心肠”,倒成了我留给世人的“画像”。
5.3 对当代文化创作的启示与传承
如今的年轻人,总爱翻我的“旧书”。
前几日听戏班班主说,他们把《聊斋》改成了“沉浸式戏曲”,观众能坐在台下看“聂小倩”梳妆,听“画皮鬼”讲“人心”。我在地下听了,倒想问问那女鬼:“你可知道,现在的年轻人,连‘鬼’都比我懂‘情’?”
还有人拍了《聊斋》的影视剧,镜头里的“婴宁”,笑得没心没肺,像极了今天的姑娘。我想起当年写她时,只觉得“痴人自有痴福”,没想到百年后,竟成了“治愈”的范本。前阵子有个小姑娘给我托梦,说她失恋了,看了《阿宝》,哭着说“原来‘情’不是‘占有’,是‘成全’”——这哪里是我的故事,分明是他们把“我的话”,嚼碎了,咽进了日子里。
我写《聊斋》,从没想过“传世”。那时只觉得,天下人受了委屈,总该有个地方“喊冤”。后来才懂:“喊冤”的地方,就是我笔下的“狐鬼世界”。现在的人,用短视频拍“画皮”,用网文写“促织”,说“这是蒲松龄的‘精神’”——我才明白,“精神”不是刻在碑上的字,是活在人心里的“真”。
去年清明,有个穿西装的年轻人在我坟前立了块木牌,上面写着:“蒲先生,您的‘聊斋精神’,是让每个‘小人物’都有‘被看见’的权利。”我摸着木牌,突然觉得:我这辈子写的,哪里是“鬼狐”,是“人”啊——那些在生活里挣扎的人,那些不敢喊出“不平”的人,那些偷偷把“希望”藏在心底的人。
原来我的“精神遗产”,从来不是“故事”,是“相信”:相信文字能穿透黑暗,相信“情”能战胜一切,相信哪怕做个“孤愤之人”,也要把“真”字写到底。
(第五章完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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